在读到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之前，我曾在吴晓波先生的另一篇文章看到他借用魏斐德的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借此他说“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中国）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这个论断也在本书的论述中不断的呈现。在本书的结语中，他认为，“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的、终极性的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然而，就如尼尔·弗格森所说的：“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后果。”于是，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都有“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及至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

然后是明清两朝为何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再到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两次“国进民退”让人警惕，却几乎断定只改经济不动政治的改革必定失败。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在二战后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才导致在政治上的失败。

要知道，横亘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是一对煊赫的矛盾：一边是“发展是硬道理”，一边是“稳定压倒一切”。在这样的对峙下，简政、放权、让利于民生、民怨、民谋之间，难免处于无计消除的长期博弈。在国民经济相对细分的近世，屡次发生的“国进民退”，实际就是博弈的后果。只是这种恶果，时常以改革的名义现世罢了。

如今，我们仍旧难以断言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走出这个死循环：分税制导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不均正严重的限制着地方经济的自主性；因市场乱象而产生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在稳固市场和权力的同时也正在扼杀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然而，民间社会力量发展带来的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合法性危机和边疆地区层出不穷的分离倾向，让以经济手段为唯一施政措施的权力部门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经济决策难题。

正因如此，更要从历史的脉络中明辨改革。不仅是历代“改”变的具体措施，更应关注背后沿“革”共性规律。惟其如此，方能洞察当下正发生些什么，才会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力量所在。

黄岩区局  陈幻